攜帶兇器行竊之「兇器」應該要如何判斷？

王瑋瑄法務撰寫
陳引超律師審訂

案例摘要：
某A乘著四下無人注意之際，用自製的鐵棒連結彈簧作為工具，伸入夾娃娃機機檯中，將裡面擺放的商品撈勾掉落到洞口後得手，後來又用該自製的鐵棒撬開店面倉庫之門鎖，徒手竊取裡面擺放的其他物品。法官在審理時，用某A的鐵棒敲擊自己的頭頂，該鐵棒質地堅硬，敲的法官頭頂很痛，該鐵棒被認定為兇器，而某A因犯攜帶兇器竊盜罪，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。

案例爭點：
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「攜帶兇器而犯之」的判斷標準。

案例分析：
刑法上第320條及321條分別規定：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」、「犯前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：…三、攜帶兇器而犯之者。」

攜帶兇器竊盜罪為普通竊盜罪的加重處罰規定，因行竊時攜帶兇器，將對被害人造成更多危險，惡性較普通竊盜大。然而，究竟怎樣才會該當於「攜帶兇器而犯之」呢？

我國實務上向來多採「客觀說」，意即「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、身體、安全構成威脅，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，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，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。螺絲起子為足以殺傷人生命、身體之器械，顯為具有危險性之兇器。」(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5253號判例參照)。

另有認為，僅採取客觀說會有過度處罰的疑慮，應該要再輔以被告主觀上有無可能持該物行兇的犯意判斷。例如，被告因工作所需，隨身攜帶螺絲起子，而行竊當時情狀深夜，被告主觀上至多將螺絲起子當作拆鎖工具，並沒有用之行兇傷人的犯意，則被告所為即不構成攜帶兇器竊盜罪(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原上易字第77號判決參照)。

亦有採取「工具說」的見解，它限縮了客觀說的範圍，認為只有在被告竊盜時，手上拿有具有危險性之器械作為行竊工具時，才有立即攻擊被害人之可能，而具有生命、身體遭侵害之「典型性」危險。反之，單純、偶然的持有具有危險性之器械，例如：被告從事機車修理工作，下班時隨手將扳手置於背包中或褲子口袋，行經路旁菜販，趁老闆未及注意，順手牽羊偷走青菜一把，行為人在行竊當時並未手持扳手作為竊盜工具，甚至他都忘了身上有扳手，此與被害人生命、身體之危險性不具有太大的聯繫關係，不能因行竊、搶奪當時背包、口袋中有扳手，即與危險犯連結(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99號判決參照)。

結語：
就案例爭點，目前實務見解仍以客觀說為主流，只要行竊時帶著客觀上具有危險性的物品，如同案例摘要中的「鐵棒」，即屬之，不管在行竊當下是否有拿出來使用。然而，近來亦有不再嚴守客觀說的其他觀點，對於傳統見解的影響，值得再觀察。